英國權威電影雜誌《視與聽》（Sight and Sound）近日發布“2025年50部最佳電影”榜單。榜單前十之中，焦點見過有一部極其獨特的從沒11選5重號是什么情況存在：德國與格魯吉亞合拍電影《落葉球》（Dry Leaf，2025）位列第9名。特電在影像放映和流媒體平臺都不斷強化高清標準化的影創當下，這部長達186分鍾、年度全程以索尼愛立信手機拍攝的焦點見過作品，卻被《視與聽》評價為“一場令人著迷的從沒奇觀”，並強調“從未有電影呈現出這樣的特電麵貌”。

《落葉球》入圍第七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金椰獎劇情長片競賽單元。導演亞曆山大·科貝裏澤（Alexandre Koberidze）也是年度近年來備受中國影迷朋友們喜愛的新生代導演，他的焦點見過影片《當我們仰望天空時看見什麼？》 （??? ???????, ??????? ??? ?????????，2021） 榮獲第5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羅伯托·羅西裏尼榮譽·特別表揚，從沒並多次在中國電影資料館和和中國電影資料館江南分館進行放映。特電

與前作相比，影創科貝裏澤進行了更為大膽的影像嚐試，在模糊、低清的畫麵中，一位父親踏上了在格魯吉亞鄉村尋找失蹤女兒Lisa的旅程，而與他相伴的，竟是一位沒有真身、隻有聲音相伴的Lisa的同事Levan。為什麼使用手機拍攝？為何這場關於尋找的旅程名為“落葉球”？當代德國電影研究者張超群（下簡稱RC張）對科貝裏澤長期合作的兩位製片人路易絲·豪斯柴爾德（Luise Hauschild，下簡稱路易絲）和瑪利亞姆·沙特貝拉什維利（Mariam Shatberashvili，下簡稱瑪利亞姆）進行專訪，進一步揭示《落葉球》背後的創作方法、生產策略與時代感知。

RC張：影片並非嚴格按照劇本進行拍攝，而是隨著導演、主創在格魯吉亞各地漫遊、尋找球場而逐漸展開。在尋找的過程中，你們是否曾改變原先的拍攝計劃？

瑪利亞姆：我們確實有一個劇本，但從一開始我們就很清楚，真正決定影片形態的是拍攝過程中的真實旅程。劇本裏已經包含了故事的核心，一位父親尋找女兒，這是影片中唯一真正固定的錨點。

除此之外，一切都是開放的。旅程如何展開、會去到哪些地方、會遇見什麼樣的人，本來就被設想為會反過來塑造電影本身。對我們製片人來說，這種不確定性並不是11選5重號是什么情況一個巨大的風險，因為我們非常清楚自己想要怎樣的工作方式，以及怎樣去搭建這次製作。

我們給予亞曆山大極大的自由，讓他在拍攝過程中自行塑造影片。因此，嚴格意義上說我們並沒有一個傳統的拍攝計劃。不過我們有一個拍攝周期，但在這個周期內，他們可以非常自由地移動：有時會連續外出拍攝幾天，然後再回到家，再重新出發。這並不是那種有詳細拍攝日程的結構，而更像是一個不斷往返、流動的過程。

RC張：所以這幾乎像是一次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的家庭旅行。你們沒有要求亞曆山大遵循具體指示，而是讓他與父親大衛·科貝裏澤（David Koberidze）和弟弟吉奧爾吉·科貝裏澤（Giorgi Koberidze）緊密合作完成影片？

路易絲：是的，正是如此。影片從一開始就不需要一個更大的團隊，或者一種傳統意義上的製作配置，這是我們有意為之的選擇。這種工作方式會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氛圍，也會改變做決定的方式。整個拍攝設置的核心目標，就是盡可能地保留自由度。對我們來說，這種自由是項目中最重要的部分。

RC張：影片中的音樂令我深受震撼，吉奧爾吉參與了配樂，它與影片的節奏完美契合。我非常想了解這些音樂是如何誕生的，又是如何與影片的聲音、人聲以及整體質感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

瑪利亞姆：他們是在拍攝過程中就開始進行聲音錄製的。整個旅程中，他們一直一起行動、拍攝，吉奧爾吉也著手創作音樂。由於現場錄製的聲音本身就參與進了吉奧爾吉的創作，因此同期聲直接影響了整體配樂的風格。

RC張：在科貝裏澤之前的《夏日不再重來》（????? ?????????? ??????? ???????，2017）中，也使用了Sony Ericsson W595進行拍攝，在流媒體平臺與算法主導高清標準化的時代，你們為何在此部作品中延續了這樣的美學偏好？

路易絲：從非常現實的層麵來說，這樣的選擇讓製作變得更容易。索尼愛立信本身很小，電池容量有限，整個拍攝配置對資金和資源的需求也非常低，因此並不需要龐大的預算或複雜的融資結構。與此同時，大家對亞曆山大的藝術立場已經建立起充分的信任。他的工作方式和影像語言是清晰而穩定的，這種信任使得我們能夠持續以這樣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工作下去。

我也覺得，把這種選擇放在當下的平臺指標和新媒體生態中來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們在創作中非常有意識地試圖對抗當下充斥著的、高度同質化的影像洪流，而試圖創造一種真正獨特的觀看經驗，一種隻有在電影院中才能完整發生的經驗。你當然可以在筆記本電腦上觀看這部電影，它的美學和一切或許仍然“成立”。但和在影院裏連續三個小時沉浸在這些影像中，讓它們慢慢在你身體和感知中發生變化，是完全不同的體驗。我認為這種差異，這種在時間、空間以及身體層麵的感受，對我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瑪利亞姆：我們很在意這種設備在《夏日不再重來》中呈現的效果。使用索尼愛立信手機拍攝的過程確實非常艱難，但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極具衝擊力、非常富有生產性的經驗。對我們來說，有趣之處在於我們試圖探索一種已經被視為過時的技術，同時試著在使用中嚐試讓影像能夠生成新的可能性。這些技術上的限製並不隻是障礙，它們反而主動塑造了影像的節奏、質感，以及影像與時間之間的關係。

RC張：亞曆山大拍攝時隻用了一部索尼愛立信手機，還是使用了多部設備？

瑪利亞姆：我記得他是在eBay上買了好幾部，基本上把還能買到的型號都買下來了。

RC張：我也很好奇技術流程。他是如何將索尼愛立信手機裏的所有素材轉換成適合編輯軟件的格式？

瑪麗亞姆：具體的技術細節我並不是完全清楚，但這確實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手機直接生成的原始素材體量非常小，也並不是為專業剪輯流程而設計的。因此，在使用Avid或Premiere等剪輯軟件之前，這些素材必須經過轉換和擴展。但最終，影片呈現出來的形式卻是一個完全標準的DCP影院格式，也就是說，盡管最初的影像來自極其簡化的技術設備，但在後期製作過程中，數據體量被不斷放大，最終成長為一部完整的電影作品。

RC張：《落葉球》中出現 諸如Levan這樣隻能聽見聲音、人物卻隱形的角色，您如何理解這種不可見性在電影中的作用？

路易絲：對我來說，亞曆山大一直非常關心觀眾在電影中投入了什麼。我並不認為這些元素具有一種傳統意義上的、明確的象征含義。相反，它們更多作用於整體的觀看經驗之中。隨著觀看的推進，你會開始注意到非常細微的細節，比如畫麵中鏡頭極小的移動、幀率輕微的跳動與變化。而與此同時，觀眾自己的想象力也獲得了更大的延展。我覺得不可見性和他敘事中的其他元素是類似的，它們都在邀請觀眾變得更主動。你需要去想象、去補全那些缺失的部分，而不是被給予一切。對我來說，這正是其中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瑪利亞姆：我其實並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但對我來說，這些處理方式會打開一個非常廣闊的空間，引出許多關於我們如何看見他人，或如何未能看見他人的問題。

在我看來，這同時也打開了一種政治性的維度，它讓我開始思考我們如何共同生活、如何彼此互動。即便影片本身並沒有明確說出這些問題，但我總會不由自主地去思考差異的政治性，這關乎可見與不可見，以及人們如何共處的複雜問題。

RC張：片名“落葉球”源自足球中對無旋轉任意球的描述，這類球的軌跡無法預測。影片是否也以這種不可預測的“落葉球”作為結構原則？

瑪利亞姆：是的，我會說運動本身是核心，尤其是一種不斷尋找的運動。觀看影片時，我也常常不能確切地說清楚人物此刻身在何處，或者他們正朝向哪裏。他們在格魯吉亞移動，卻沒有一個清晰可見的計劃，而觀眾也會與他們一同處在這種不確定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影片的結構正是遵循著這種漂移、不可預測的運動方式，就像“落葉球”一樣。

RC張：影片中包含了導演拜訪叔叔等私人經曆，你們是否會把電影視為對現實的暫時性保存？

瑪麗亞姆：是的，我認為電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關於文化的。比如在我們之前的影片《當我們仰望天空時看見什麼？》中，我們是在庫塔伊西（???????）拍攝的。大約五十年前，這座城市隻經曆過零星幾次電影拍攝，之後很長時間裏幾乎沒有再被影像記錄。而當我們最近幾年回到那裏時，城市已經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我覺得電影在某種意義上有點像建築，它能夠保存某些東西。這些故事、這些影片，對於保留地方的痕跡和社會的片段來說非常重要。影片中出現的人，比如那位老人，或許在幾年後就不再存在了；而關於這座城市的故事，也可能隨之消失。

路易絲：我覺得轉瞬即逝是這部電影最核心的情感之一。德語裏有一個非常美的詞來形容這一點，叫作“Verg?nglichkeit”（大概可以用“無常”描述這種情感），這一詞語表達了這樣一種感覺：萬事萬物都不是恒定的，它們正在流逝，隻在此時此刻與我們短暫相遇。我認為，對這種流逝狀態的意識，對消失的感知，正是影片中最真實、也最本質的部分之一，也是我們覺得這部電影必須被拍出來的原因之一。

RC張：科貝裏澤作為格魯吉亞裔德國導演，是否曾受到格魯吉亞電影傳統的影響，比如謝爾蓋·帕拉傑諾夫（Sergei Parajanov）、奧塔·伊奧塞裏亞尼（Otar Iosseliani）、欽吉茲·阿布拉澤（Tengiz Abuladze）等。

瑪利亞姆：如果談到格魯吉亞導演，我認為奧塔·伊奧塞裏亞尼對亞曆山大的創作非常非常重要，這部影片中也體現了這種影響。與此同時，當我想到《落葉球》時，也常常會聯想到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那種通過駕駛在風景、村莊和不同地點之間移動、並在途中偶然遭遇事物的方式，對我來說與阿巴斯構成了一種重要的關聯。

RC張：從《當我們仰望天空時看見什麼？》到《落葉球》，您們與亞曆山大·科貝裏澤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非常緊密的合作關係。作為製片人，您們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對他和這種創作方式的信任的？在開發過程中，您的意見會以怎樣的方式進入到影片結構之中？

路易絲：我會說，信任從一開始就已經存在了。我們是在看過亞曆山大的第一部作品《夏日不再重來》之後開始合作的。那是一部非常獨特的作品，他的風格、他的作者性已經非常清晰，也非常成熟。我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這本身就已經足以建立起信任。在具體的合作方式上，《落葉球》並沒有經曆太多劇本開發階段，這部電影本來就不是通過劇本來構建的。相反，我們更多是在剪輯階段進行合作。亞曆山大自己完成剪輯，我們則提供反饋，其中一部分意見最終也進入了影片。

而在下一部作品中，情況會有所不同。那是一部更依賴劇本的電影，同時也需要更大規模的融資。因此，劇本不僅在藝術層麵重要，也成為與資方和發行方溝通的關鍵。在這個層麵上，我們的合作會更加緊密。

瑪利亞姆：我想補充的是，作為製片人，我們最大的影響力其實體現在如何搭建創作過程本身。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問題始終是如何建立一種工作方式，讓導演獲得最大程度的自由？這正是我們介入的核心所在。在《落葉球》中，我們選擇了較少的合作方，這讓整個製作過程變得更加簡單。而在下一部作品中，我們同樣在尋找一種最合適的配置，讓影片的形式能夠自然地從創作過程中生長出來。

RC張：您和許多長期合作者都曾就讀於dffb，這所學校不僅培養出柏林學派導演，還吸引了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創作者。對您來說，dffb的學習經曆帶來了怎樣的影響或轉變？

路易絲：dffb對我們的影響非常大。我們之所以選擇這所學校，正是因為你提到的那些電影人，以及它所代表的德國作者電影傳統。這所學校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其實是它的製度結構。學生最多可以用十五年的時間完成學業，你不需要一直保持高強度產出，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進行探索。你甚至可以花兩三年時間隻拍一部電影，幾乎沒有持續創作的壓力。

那些來學校授課的導演，以及我們在學習過程中接觸到的創作者，對我們理解電影的方式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在學習過程中一起成長的。我們一起拍短片，逐漸形成了一種共同的思維方式，也建立起牢固的信任與友誼。這種合作關係，至今仍然支撐著我們的製片公司。

瑪麗亞姆：我們認識的時候，亞曆山大已經在學校讀到第八年了，而我們還隻是二年級。但這反而非常好。我本身也來自格魯吉亞，所以我和科貝裏澤的合作幾乎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即使我們仍然處於學習階段時，老師也會允許我們提前開始畢業項目的創作。這種自由，一種去做你認為正確的事情，正是這所學校文化的一部分。

RC張：《落葉球》的創作發生在一個歐洲政治與社會高度不穩定的時期。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你們如何看待電影與時代之間的關係？

路易絲：從總體上來說，我們一直希望創作出某種能夠與當下這種反烏托邦式的時代氛圍形成對照的作品。這並不是否認現實的存在，而是嚐試提供另一種可能性，那是一種更開放的、或許也更具希望感的視角。電影在某種程度上就像一扇窗戶，它可以稍微打開人的思維，讓人們在被壓倒性的現實包圍之中，仍然能夠感受到其他的感受方式與思考路徑。當然，我認為這部影片在努力保持一種感知能力，對日常的相遇、對行走、對微小瞬間的敏感。

瑪利亞姆：我不太確定是否應該隻從戰爭或衝突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問題，但2024-25年的格魯吉亞示威確實對影片產生了影響。在《落葉球》的開發和拍攝過程中，發生了多次抗議活動，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實際參與其中。這種氛圍不可避免地進入了電影的創作過程，即使它並沒有被直接呈現出來。它影響了我們如何行動、如何與地點和人發生關係，也影響了我們對未來的想象。我們現在或未來合作的一些創作者，也都與之相關。格魯吉亞的現實始終在場，隻是以一種不那麼顯性的方式存在於影片之中。

RC張：在《落葉球》的拍攝中，你們經常進入真實的村莊空間，也會遇見當地居民、孩子、社區場所。在這樣的拍攝中，您如何處理與真實生活之間的關係？

路易絲：我覺得這始終取決於具體的項目以及它的創作過程。比如在《當我們仰望天空時看見什麼？》中，我們對現實進入影片始終保持著非常開放的態度。無論是在前期準備階段，還是在拍攝過程中，我們在城市中遇見的事物，都會逐漸被納入影片之中。這種開放性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瑪利亞姆：在《落葉球》中，這種關係更多是與旅程本身緊密相連的。很多時候，影片的走向取決於他們在途中遇見了誰、遇見了什麼地方，以及這些相遇所開啟的可能性。現實並不是被單純地記錄，而是被轉化並納入到電影之中。整個創作過程保持著高度的彈性，讓影片能夠根據行走過程中出現的情境與人物不斷調整自身。

RC張：許多作者型項目都需要麵對預算、商業壓力等層層製約。依您的經驗，如今最艱難的是什麼？您是否觀察到基金機構與行業環境比過去更加謹慎？

瑪麗亞姆：我不確定這是否隻是最近幾年的現象，但在過去兩年中，我非常明顯地感受到基金機構與相關機構對明確藝術立場的信任正在減少。商業的成功似乎被越來越多地置於首位。我們並不反對商業成功本身，但當它成為基金評估中的第一優先級時，問題就出現了。這往往意味著藝術探索與風險承擔不再被充分信任和支持。尤其令人沮喪的是，這種思路，通過製定標準、圍繞看似安全的人物、情節和類型來生產電影，最終往往隻會產出高度同質化的作品。而這些作品在現實中，既不真正具有藝術價值，也未必取得商業成功。在我看來，把電影當作產品來進行生產的方式，反而很容易在兩個層麵上同時失敗。當然，我也很慶幸，仍然存在一些支持藝術發展、反思性創作以及長期合作關係的機構與夥伴。盡管整體環境變得更加謹慎，但依然有人真正在意不同形式的電影。

RC張：我聽說在一些較小的國家，比如羅馬尼亞或格魯吉亞，公共資金往往更側重於支持藝術電影，而在德國，聯邦資金有時則優先資助商業電影。您是否也注意到這種差異？

瑪利亞姆：是的，我認為確實存在一些差異，但各地的情況也都在變化。不過，有時我確實會覺得，在德國擔任製片人的位置尤其困難。我們所堅持的立場，捍衛藝術自由、進行長期思考，並不總是受到鼓勵。但我們的公司從一開始就具有非常國際化的取向。我們並不太以國家為單位來思考問題，而是更關注長期合作關係以及共同的價值觀。

RC張：在完成《落葉球》之後，您們在選擇下一步項目時，會特別關注什麼？我在《綜藝》雜誌得知你們的下一個作品是《Bilingual》。

瑪利亞姆：是的，下個項目是《Bilingual》，影片發生在格魯吉亞和法國，演員陣容同時包括格魯吉亞和法國演員，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項目。目前融資已經推進得相當順利，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預計將於明年在格魯吉亞、法國和德國拍攝。這部影片的核心主題依然是關於“尋找”。

RC張：那下一部電影裏的女性角色還是叫Lisa嗎？

路易絲：是，但並不是你所期待的那種方式。被尋找的女性是法國人，而且她們實際上並不會在影片中出現。但和之前一樣，影片真正關注的並不是她們身上發生了什麼，而是尋找這一行為本身。尋找再一次成為推動電影生成的核心動力， 隻是這一次，會有更多層麵的展開。